一場經濟開發與文化保存的戰爭，悄悄的在台中重劃開發案中展開。
爭論了6年多的惠來遺址，雖說在今年被指定為市定遺址，然而隨著開發案的進行，淹沒惠來遺址周遭，地下4千多年的先民文化與遺物，卻被無情的怪手一一鏟起而丟棄。隨手可見的千年陶片所展現出來的文化生活圈，替代的是道路、管線等的舖設。面對這個不受主流媒體所青睞的公共危機，在經濟利益所包裝的美好願景，卻將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文化以及一個城市所應該具備的深度，逐漸的瓦解。
歷史文化性的課題，在台灣過往的經驗中，一旦面臨經濟開發的挑戰時，總是自動的退避一旁。經濟利益的計算，數字規模之龐大讓人無法拒絕。而文化往往需要從政治經濟的細縫中，找尋生存的空間，甚至還要為經濟開發來找尋解套的理由。似乎我們從來就沒有一個多元性的思考，一種可具實驗性、開創性的精神來去面對過去，進而面對未來。
從族群的角度來觀察，一個遺址並非僅是一個空間，或只是一個過去歷史的現身。背後所連帶的進步思考是讓我們能自我反省，面對未來的時空條件，我們因為什麼而在這裡生存的根本質疑。從亙古的遺物中，我們可以看到技術的更替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從遠古聚落的空間安排，更讓我們反省現代社會中所淡忘的一種聚居情誼。
長期以來，台灣就一直的漠視各種不同的族群在這塊土地的生活經驗。不論過去的先住民們，包含仍生活著的各族群人們，都在經濟開發這樣大一統的原則下，逐漸消去每個人的特質性。我們不斷地在教育中，為這個工業資本社會訓練出「單面向的人」，可怕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實質的過去經驗，來反省現代社會的單一化。學校的文化歷史課程學習，並非從過去來反省作為某個族群生活的驕傲，而是不斷的消弭差異，讓大家都變成往「錢」看。
於是校園中的大學生們，總是無神的望著自己的未來，無法從根本的作為這塊土地生活的主體來思考新的開創，因為我們早已把埋設在地下的無限可能性，濃縮成唯一一種「經濟理性計算」來思考。族群性的思考，它隱含了對於人因然與實然的反省。我們看到專家學者提出國外對於文化遺產的處理態度，作為一種文明面對過去的思索，讓經濟也能轉彎而開創出不單單只有單純的生產與消費模式。
歷史與文化的保存與重視，若說要計算其中的經濟利益，它可計算到無數代的創意與巧思。因此所謂「經濟與文化雙贏」的說詞，不過是一種包裝利益誘惑的政治語言，而淹蓋了自身面對歷史文化所能開展出新興未來的無知。或許小來的悲歌正唱出了我們這個世代的終曲。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小來的悲歌：族群眼中的惠來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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