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天真的人類學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交會

文：施肥

天真的人類學家 小泥屋筆記

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Notes from a Mud Hut

作者：奈吉爾．巴利 Nigel Barley

天真的人類學家之重返多瓦悠蘭
A Plague of Caterpillars: A Return to the African Bush
作者：奈吉爾．巴利 Nigel Barley

人類學在西方的學術歷史中，總是帶有一層神秘面紗。這個面紗不僅是來自於這個學門所呈現出來的各項作品，絕大部分的神秘是感受於這些人類學家進入世界的各個角落，探尋著各種不同的人類生活型態以及社會組織形式。這些研究的成果中，不僅也揭開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奇風異俗」，同時也讓西方世界滿足了對於這個世界旺盛的求知欲望。

作為一個人類學家通常需要有一顆強韌的心臟，去面對各種不同於自己知識與常識世界的行為與思維，同時因為進入這些所謂的「蠻荒地區」，面對不同的氣溫、濕度、濕度、衛生，甚至於不同的飲食習慣，更需要有一個強壯的身體，以應付完全不適宜自己的環境。藉助著這些人類學家的冒險，使得習於現代生活模式的我們，也能窺探到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以及相應於不同的自然環境，所孕育出各種不同的生活模式。

隨著人類學的發展，也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理論與研究方式。比較耳熟能詳的像是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托(Lévi-Strauss, 1908-)，他受到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以及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 1857-1913)中對於探索心理與語言的內在結構的分析方式，運用在初民部落的調查上。此外他更受到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的影響，更進一步強調了人類行為中無意識的結構層面對於行動的影響。

另一位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則強調進入田野是做為一位人類學者重要的志趣。馬氏除了強調語言結構的重要性之外，同時也強調在語言之外，各種社會的關係在語言與生活中，呈現出什麼樣的功能性。這些社會關係包含儀式、祭典、神話等等模式，會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出不同的功能。

而本書的作者奈吉爾、巴利(Nigel Barley)也是承襲著英國的人類學傳統。然而不同的是，這位人類學家對於田野工作，尤其是進入異文化的部落民族，始終感到有些懷疑。首先他對自我的疑問：「為何要做田野工作?」當他這樣的發問時，他的所有同事竟然表現出「不知所謂」的臉色。這樣的「天真的」自我質疑，竟然也命中了這個學門的核心價值，甚至也質疑於他自身的「學術」與「學術界」的規範。由於他深受英國人類學傳統學術的訓練，而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下，也建立出一些從未被檢驗的假設：「首先，如果你是優秀的學生，便會成為不錯的研究者。第二，如果你的研究做的不錯，書鐵定教的不壞。第三，如果你善於教書，便會渴望去做田野調查。」這三階段的假設，卻讓作者無法認同與理解。然而在「學術規範」的要求下，他也拋下暸這些自我懷疑，逐漸找尋屬於他的民族—多瓦悠人。

做為一本合乎英國標準的人類學研究，這本書被定位為不登大雅之堂，然而，做為一位人類學者的學術志趣，卻展現出自我嘲諷與自我重新定位的勇氣。本書一開始便以一個西方城市鄉巴佬的姿態，進入到非洲喀麥隆。歷經了與蠻橫無理，索賄無度的地方行政官僚，吵雜與毫無效率的金融、交通與郵電部門，歷經各種無厘頭的狀況下，還無法進入他田野。而在千轉百迴之後，總算解決各項疑難雜症，準備好進入田野時，卻發現患上「瘧疾」了。

克服了萬難，進入部落，卻發現暸以往在學術的訓練中，沒有一個理論教他如何面對田野的報導人難以捉摸，以往在課堂中所閱讀的文獻中，對於一個異民族文化的想像，在他進入田野中，完全打破那些文獻中所呈獻的順利與完滿。也從來沒有一個教授告訴他面對田野中訪談的對象時，必須要爾虞我詐的耍盡各種心機，才能得到一點點可憐的有用的資料。而最重要的是它發現原來這些非洲黑人早已經對於白人已經有一個固定的想像：有錢以及十分好騙。一連串他在學習與記錄多瓦悠人的生活的奮戰過程，讓人啼笑皆非的畫面，透過他詼諧的文字一幕幕的展現出來。

面臨西方世界對於異文化的衝擊、侵擾甚至摧毀，本身人類學早已有許多的反省與批判，尤其在17世紀到19世紀，異文化的世界總是面臨一手拿聖經，一手拿槍的傳教士與殖民者，對於在地文化的睥睨與排斥，進行無情的摧毀。此時的人類學家們已挺身而出，站在一個維護在地傳統文化的立場，抗衡著殖民勢力不斷的擴張。這樣的使命，卻也在田野中，屢次受到挑戰。尤其碰到當打著協助在地居民發展，開發相關資源，促進地方就業的大旗時，人類學在此，就成為無用的書呆子。此類的反省不斷的出現，也不斷以詼諧的口吻對自己，對人類學，甚至對於整個世界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思維模式，嘲諷著一種西方人的「天真想像」。

正如同作者一開始所提：「社會學者是一群缺乏幽默感，是左翼狂想與陳腐之癌的大買辦。」我還頗認同這樣的說法。以往在社會學的學術訓練中，碰觸到的理論艱澀難懂，術語又多且雜，概念模糊難以定義，最慘的是好像每一種說法都有道理，你總是摸不情什麼是正確答案。這樣「怎麼說都對」的論證，反而將習於一種標準答案的漿糊腦袋，開始凝聚出不同的想像。透過這些訓練，學會了如何以高深的理論，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以各種術語組合包裝，來質疑國家、社會、制度的正當性，甚至愛用模糊不清的概念，來對十分清楚的社會現實進行質疑。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不平，社會學家總是以嚴肅的心態，嚴謹的論證，去維護弱勢、少數的權利，甚至以一種奉獻式的精神，將自我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想想這樣的過程，還真的很難幽默與高興的起來。有時當我們在尋找所謂的弱勢、少數的團體時，有時還有一點見獵心喜的感覺。這樣的反省，反而在本書中，讓我們看到了社會學家應該可以多一點的喜感。

為什麼這本書成為修習人文社會科學不可多得“好”書，原因絕對不會是他的學術價值，而是在於他的自我反省。而社會學正應該多了這一個觀點，試圖地將自我也成為一個田野的一份子，進行檢討。這個檢討不一定是學術性的，但卻可能成為未來研究的動力。因為幽默性的自我檢討，反而將你的田野，你的研究，創造出更多生命趣味的動力，引領著你的使命與立場。而人類學與社會學的交會，或許更可以開展出不同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