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自治之路的對話錄（二）

文/  施聖文


承上篇的對話錄，這門課程已經成為我們一個對話窗口。對於原住民自治的問題，也需要一些原住民的人士來一同討論，那天很高興的請到Mayaw Biho導演，透過他的的觀察，可以反應了上篇所因應的提問。

對於原住民自治的問題中，最受討論的莫過於「法制」的問題。在各項條文內容的比較上，在網路上也有許多探討。然而重要的是法律背後所帶來的認同問題，是否又會造成另一種刻板印象。

課堂中有同學提出：「與中華民國憲法平起平坐的原住民自治法，會不會讓原本的族群認同問題，變成法律認同問題？也就是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法律來決定該認同哪個族群。」這個問題就牽涉到整個民主社會背後的多元價值問題，自治法目前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法律」價值與「立法」程序正義的問題。

在以漢人為主導的政治場域中，所制定的自治法，有多少部分是與原住民族群現有的狀況相符合？在自治的路上，有些民族走的快，有些民族比較慢，倘若在法律的價值上，都定位成統一的原則性，先走的民族成為後來的法律「範本」，這樣的自治法律價值，又有何民族性？

其次，在一般人對於自治的認定上，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想像，有些人會將自治與社群團體比擬，有些會把它與獨立放在同一問題中。

然而目前就自治法的狀態，我姑且稱作為「形式的自治法」，它牽涉的是自治法與台灣原住民各族之間的形式關係的建立。

換句話說，有兩個目的，一是透過法律依據，建立原住民的權利義務範圍，二是透過現行政治模式，將原本具有多元體系與價值的民族性，透過法制的建置，重回到現代國家治理能夠理解的範疇中。因此無論是社群團體、獨立等等模式，都不是「形式的自治法」中所著眼的目標。

第三，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包含土地的買賣、山林生態的保育，甚至於族群認同、族群正義等等問題，都綁入到這部「形式的自治法」的討論中，似乎要求自治法能夠彰顯歷史的正義還有其他的歧視，於是「轉型正義」也在一般人的想像中，被「同情」的拉進來。

試問作為原住民基本權利的爭取，需要以「原住民族」這張大旗，來滿足一般人對於國家不正義被視作為一種批判工具而存在？當體認到這點的時候，就會發現原住民族自治法在一般人的視角中，仍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角色，而無反省到台灣現行民主政治的問題。

在課堂中對於原住民的「各種問題」中，Mayaw總是以一種直接稱呼式的方式，漢人與Pangcah的呼應，使得一種族群對立的緊張感在課堂中逐漸累積。

為什麼會對於這樣的族群名稱稱呼的對立感到不舒適？審視著自己心底的感覺，是否仍還是處在「中心」、「他者」、「同情」、「愛護」的位置上，在探討這些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在原住民自治之前就把它揭露出來，那我們仍只是法律上的形式的原住民，而無法在未來台灣社會中，給予最大的反省與批判的力量。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