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自治作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文/ 施肥


四月八日花蓮縣太魯閣族人爭取優先試辦原住民族自治區，在花蓮舉辦宣誓連署活動，以及原住民自治論壇，要求「馬總統兌現政見」 與將土地權納入自治法草案。 這個還躺在立法院一讀的法案，主要爭議來自於土地權、財源與共管機制等部份並未納入自治法的實質內容。

長期以來，原住民在山林間的活動，受到各種法令的限制，除了殖民意識的陰影仍然壟罩外，在現代市場導向下的經建模式與當代政治選舉制度中，逐步的撕裂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慣習。

對於自治的「期待」，目前已成為原住民族爭取失去已久的權利。然而這樣的期待，也讓筆者擔心將變成各種政治意識型態下鬥爭的工具。

對於目前「自治法」處在一種爭論的過程中，是否能透過它的頒佈，一步到位的將所有原住民族所面臨到的問題與困境，全部解決？倘若真的能解決，那原住民基本法所訂立的條文的落實，大可解決目前所發生的一些爭議事件，例如美麗灣莿桐部落的爭議、新竹縣高台、比麟水庫的設立、甚至核廢存置的問題。

好奇的是自治法有什麼樣的魔力，讓大家有一種「根本改變」的期待？這部份可區分兩個層次，一是在政治上的「主權」宣稱。自治被建構出一種主權的「賦予」，弔詭的是被賦與之後的權力能被稱作「主權」嗎？而這種賦予的模式為何揮之不去，部分原因來自於法案都在所謂的「政治協商」中完成，而非是在憲政體制中透過人民集體的力量形塑的「創制」的權利。

其次，在「主權」的想像中，始終與「主體性」之間進行了連結，然而兩者的概念，並不能等同的放置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甚至在歷史生成的過程中，兩個概念始終處在一種辯證的過程中。

然而這樣的想像能夠被實質的建構起來，一方面在透過社會運動的過程中不斷的累積，另外則是原住民族對於自身權利在當代社會的位置上，逐漸的清晰起來。然而這樣的想像本質上仍受限在政治經濟的範疇中，包含土地、財政、管理等等權利，都需要套用到現今的政治、法律的語言，才能框架在一起，並且作為一種「主權的共同體」的「民族」而現身。

著名學者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像是「一個政治性的想像社群」，這種想像透過權力的賦予所形構的「政治共同體」，雖然享有「主權」，但其本質上是有限的。因此，除了歷史的因素必須考量外，「自治」有可能就像兩面刃，一是再一次「被」建構了原住民是什麼，另一面則是透過自治逐步的找尋民族發展的契機。

當然，筆者始終支持著「自治法」的設立，尤其看到太魯閣族人以連署的方式表達意願，更發現它的通過代表的不僅是原住民族的權利爭取，同時也是代表著台灣有可能架構出不同的多元政治體系，突破目前藍綠惡鬥的政治場域。因此，從「階段性的任務」到「根本性的解決」之間，它不是只有「一場」立院三讀的戲碼，它將是不停息的社會與政治運動，逐步往更具體的「民族自治」之路來邁進。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