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是誰？向中華民國「出草」 的文化政治批判 敵人是誰？向中華民國「出草」 的文化政治批判

文/ 施聖文


今年的建國一百年，一些原民團體發起「向中華民國出草」的活動，控訴百年來的不平等的對待。

當原住民族遇到國家的治理時，總是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這樣被動狀態的歷史過程有著各種日常生活形式的交換與衝突、也有著向上發展成一種戰爭性的對立。從文化相對論的觀點，對於物質、技術、組織與動員等的效率性，產生彼此文化高低程度的判斷。這也讓現代政治經濟的思維，成為相關政策的主要邏輯。

早期原住民族以文化傳統作為日常生活的指導中，對於所謂「敵人」的認定，並不是從一種政治性的宣稱，而是一種領域性的侵入。對於生活空間的強烈認同，來自與土地之間的深刻互動。因此從「文化」向度上，並不同於政治經濟有著明確的原則與底線，它總是關乎在日常生活的「忍受度」，甚至於是生存延續的問題。

「出草」在原住民傳統文化觀念中，不僅僅是一種對於侵入領域的敵人設定，同時也有著對內解決爭議的功能。無論哪一種形式的「出草」，在敵人實體的消失之後，迎接著靈魂回到部落成為文化上共同的認同，類似一種與靈魂的契約關係，維繫著亡靈與現世。

在這個運動中主要訴求是向中華民國「政權」出草，這裡出現兩種弔詭，一是文化權力與政治權力是否能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二是從文化性的概念中進行著政治權利的要求時，原住民族是否有其實質的政權組織可以承受。因此，質疑統治政權的不正當性，也反映著原住民族是否能作為一種政權的形式來回應，無論是以文化性或政治性的權力組織為基礎。

然而進入現代政治場域中，以文化作為一種根本性的宣稱時，伴隨著政治的立場，不斷尋求政治經濟上的界線。當作為社會運動的形式，一種任務性的策略目的，必須有著具體的訴求，但文化的本質並無法支應著這樣的功能與任務取向，使得整個運動呈現出一種形式性的表現，趨向於一種意識上的吶喊。

從以上的探討中，筆者認為整個原住民運動的形式需要轉向，第一，發展一種文化政治的論述，不能一而再的訴求著民族的悲情，而需要的是實質回應當前的政治制度是如何的侵害了文化傳統的具體事實，它需要許多從歷史與社會脈絡的細緻分析。

第二，探討現行的實質政權組織與傳統文化權力結合的可能性，包含民族議會、民族法庭等等的具體可行的方案。目前台灣已有許多討論出現，也參考著國外現行的案例。然而若不能奠基在前項的基礎研究時，未來自治政府有可能只是現行行政組織或是國外案例的複製，而我們曾經「出草」過政權的幽靈，仍飄散在未來原住民族的自治中。

其實，民族運動作為一種族群意識的凝聚時，樹立敵人的同時，往往影響著自身主體的形態。回到出草的文化根源中，一種對敵人亡靈的納入與迎接，才是化解對立與仇恨的真正意涵。如此，這場運動才能更具有說服性與的批判性。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