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施聖文
民國79年，花蓮縣港口部落的族人，依照原住民保留地增編作業要點，合法申請祖耕地。然而，承辦人員以遺失申請文件的明顯行政疏失，將土地編為公有財產，並被劃撥至東部風景管理局使用。
在歷經各種行政訴訟的程序中，至今已過20年， 並未有任何單位出面提出解決或協商的辦法，除了互踢皮球外，並用「現今」各種法令依據來矯飾過去的行政疏失。原住民的土地問題仍在各種劃界的模式下，一一的拆解與流失。港口部落族人的土地問題，在各種行政程序的過程中無法獲得解決的情況下，走上了抗爭這條路，合法申請土地遭到侵佔，卻在抗爭行動中，成為「非法」的集會遊行。
港口部落的土地問題其實只是原住民族土地問題的冰山一角，其中糾結在於「整體開發」的思維，呈現一種扭曲的虛偽進步。這樣的思維包含台東美麗灣、花蓮的亞泥，乃至於坐落於水源、森林保護區中的原住民部落等等，都長期以來受到「整體開發」的邏輯，將原住民視為被規劃者的角色。甚至於這個被規劃是犧牲祖傳的土地，提供平地都會或外來觀光遊客的便利與收益。
而此一事件未能引起「高層」的關注，乃是在於政府思維中習以為常的慣性。之所以如此，乃是掌握的合法暴力工具的使用權，其中暴力工具的使用不僅僅是警察，同時也將「法令」作為壓迫原住民的工具。行政機構往往以解釋法令的說詞，來強調依法無據，並以整體開發的大餅，企圖說服人民權利的犧牲。
邊緣事件中，總是難以揭開這些內部的不正義。而在抗爭衝突下之後所轉移的焦點，模糊了抗爭事件中真正議題的核心。因此我們亟需建立一種邊緣思維與論述，來對抗整體開發思維，而所謂的邊緣思維並不是一種同情弱勢的模式，而是需要去彰顯當代作為一個民主政治中的批判力量。
無論是抗爭也好，或是走上行政訴訟有好，弱者的武器不是一味的求取同情，而是透過鏡頭、透過文字、透過小眾媒體等等可能發聲的管道，彰顯這些不正義的對待。
事實上，這個事件已在2008年被報導出來，然而追逐腥羶色的主流媒體，何時才能拋棄政治議題作為主要新聞題材，我想是不能期待。
這些不正義不能再任由行政官僚的矯飾與推托，繼續的拖延。然而，這需要更多的資源挹注，抗爭是需要耐力與能量的，我們也必須呼籲未來的原住民的政治人物與菁英們，持續的對於原住民土地問題的關注。不是只是丟資源、蓋馬路，建設蚊子館，而是回到根本的行政制度中，將資源挹注在原民抗爭的道路上，站在族人的身邊。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
延伸閱讀：【原住民新聞雜誌493-1】港口村的心願 200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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