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臺灣大選之際，族群問題總是不經意的在各種渲染中炒上新聞畫面。日前，原民會主委孫大川回應蔡英文的族群政策時，又掀起一波論戰。
自2001年開始平埔族的正名運動不斷前進，從文化復振到政治上正名的爭取，甚至已到了身分認定的方法與技術。而每當進入正名之際，所謂的政治資源分配又再一次成為注目的焦點。
就選舉的修辭上，所謂的「正名」究竟為何意義？是承認從其血統還是文化？是身分的自我認同還是戶口名簿上的行政程序？這套正名的修辭究竟為何而來？是族群正義還是歷史還原？政治人物自己也搞不清楚。
環顧臺灣在族群正名的歷史過程中，總是以一套「檢驗」、「認定」的思維來「確認」人之所屬的族群。想要以一套「科學」的邏輯，去定義「誰是誰」的時候，搬出所謂的人類學、人種學、族群社會學、歷史學等等研究，似乎表現出一種公平與正義的樣貌，而實際上卻將族群認同進行人口學的標誌。換句話說，各種族群中的人，在國家的治理下，只是作為一種人口數字的意義。也因為轉成人口數字的表達，政治資源的分配才能有所依據。因此，政治的修辭似乎尊重了個人的族群認同，但實際上卻隱含了個人與集體的矛盾與衝突。
這裡牽涉到的集體，某種程度蘊含了兩種意義，一是民族認同，二是民族意識，兩者其實在發展的過程中，是極度矛盾的。在民族認同中，強調的是個人與個人彼此之間，在語言、血統、甚至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形塑出一種類似共同體的感覺。而民族意識則偏向在政治上所號召的想像，反過來利用族群語言、血統與文化，作為區分、確認、檢驗等等政治手段的依據。在台灣族群運動的過程中，民間與國家總是處在這兩者的意志進行抗衡。
因此，當族群課題以正名之意義出現時，類似一種民族主義的防備心態，就應運而生在執政者的政治話語中。當然所謂的在野政黨所開出的政治支票，到了執政的位置上時，同樣的矛盾也將回到他所面臨的治理問題。
正名在政治的宣稱上，另一面總是耐人尋味的強調族群文化的散佚甚至滅亡。如果真是如此，那應該是文建會與教育部的失職。原民會作為臺灣族群的最高治理機關，當然希望保有治理對象的正當性，但平埔族正名是否就意味了對於現在已正名的原住民族產生排擠效應，其實兩者之間並非因果關係。混淆兩者本身就意味著邏輯不清的問題，或是運用了政治的模糊修辭來「打嘴鼓」。
如果臺灣的政治人物，都只能從國家的治理面向，來看待族群的發展，那絕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倒退。但我們也需要反省族群運動所爭取的，若只是透過國家之名來確認自身，或是以「不正名就滅亡」的恐怖訴求，我想就太小看族群在文化意義上所能發揮的社會能量。
兩者之間其實可以沒有衝突與矛盾，只是我們把族群的發展想像的太小，把國家想像的很大。要依附政治的修辭來達到，倒不如發展族群的公共論述與民間力量，而不一定只是限縮在幾個客觀的事實來認定自己。或許，這樣的批判力量才能讓社會更了解多元族群的存在價值與意涵。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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