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自治的基礎: 教育與部落經營能量

文/ 施聖文


前陣子的台東行，認識一位新朋友，他是一位扎實的部落工作者。聊著聊著就想起以往的經歷，並且開始反思作為原住民自治的理論基礎與現代社會間的互動。

民族文化教育在自治法中，也制定了相關的條例，然而政治權利的宣稱，是否就可以協助原住民在現代社會中競爭能力的提升？如果反思其身，在充實現代社會的經爭能力的同時，還須肩負作為傳統文化傳承的原住民，我們是否可以期待這樣的文化責任，可以讓一般社會人士了解加分並不是一種特權？

另外在部落經營能量上，這幾年看到各種計畫案在原住民部落間飄來盪去的。學術、社團不斷周遊部落間，串連、整合、研究、調查，然而部落本身的現代管理自身生產的知識，卻被一連串的善意、美意給保護住了、框架住了。

兩者其實都牽涉到一個做主體的現代人所應具備的反思能力。如果說，一種理想；在民族語言教育中，能讓學生以母語討論生產管理的現代知識，而非僅限於傳統知識，應該會是怎樣的情境。如果說，一種務實，所謂由下而上的實踐，累積能量在部落中，知識、資訊整合的能力，都在枝微末節中產生不同的效應。

反觀現下，在原住民民族意識的建構下，讓筆者擔心一種原教旨主義的退化，一種激進、充滿對立的政治修辭逐步的發酵。回顧世紀歷史在民族運動的構成中，這樣的成份都一直出現。滅族的恐怖訴求，飄蕩在政治場域中，行政區界的復興路，以一種直接嫁接的方式宣告了道德批判。

國家掌握了合法的暴力工具，包含了最具形式理性的官僚制度，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不可逆轉的制度形式。就算未來原住民自治區的設立，這套官僚行政制度，仍會成為一個制定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我們如何可能的去閃避它的有效性聲稱，以及監控性？

文化是最具延續生命的、歷史的深層水，如果只是膚淺的依附在血緣、語言、儀式、符號的表象下，文化所具備的延伸性與接納性，反而因抵抗、排斥而退入到保護主義路線，這反而是倒退的道路。

我常想，在台灣這塊小小的土地上，充滿了各種文化、語言、傳統、風俗，如果一個漢人學生會想學原住民語言，那應該是這個語言已經將傳統智慧與現代知識融為一體，並且在經濟的效益上、知識的啟發上，都能夠有其競爭的能量。這並非理想，端看司馬庫斯的發展，就可發現實踐的可能。

然而現在的原住民在維繫自己生存底線都飽受掙扎的情況下，是否一時間承攬的大量的政治權利後，可以消化到部落自身的經營能量時，我想一個積極的溝通、對話性、參與性政治，不僅在政治場域出現，同時也需要現身在部落的對話與教育的現場。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台灣好生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