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文/ 施聖文


50年前台大人類學系芮逸夫教授，帶著學生到現今屏東縣牡丹鄉的Sinvaudjan進行田野紀錄。Sinvaudjan為現今屏東縣牡丹鄉牡丹村的傳統地名。50年後，透過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機會，整理出當年Sinvaudjan的照片，藉由部落年輕人努力的組織動員，讓這批照片重新展現在部落老人的面前。

筆者有幸參與了這場幾乎沒有媒體、新聞報導的活動，重新感受到部落主體可能存在的模式。一張張老照片的顯影，帶動著部落老人過往的記憶，照片中的人物、場景多不復存在，然而卻在老人們的記憶中，又重新的鮮活了起來。

老人家七嘴八舌的爭論中影像中的人是誰、那是誰的房子、他們家現今的狀況，具有生命力與歷史記憶的喧鬧聲，充滿了整個教室，甚至當年影像中的人物，也出現在這個場域現身說法。歷史的交錯，在這一瞬間，讓過往的語言、記憶的模式都注入了老人們眼眶裡的淚水。

這樣的場景，筆者曾經在多年前進行的部落地圖調查場域中感受到那種生命力。同樣都在語言不通的場景下，從他們比手畫腳的肢體語言中，仍可強烈感受到那種記憶傳承的力量。

這跟主體性有何關係？長期以來原住民的「主體性」一直是難以有明確的定義，但所指涉對象與範圍，卻又如此清晰。其間是否有其弔詭的地帶，始終沒有能真正的面對。如今因為有　著明確的範圍，使得對於人與主體之間的討論，趨往著民族／種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邁進，是不是流著「原住民」的血，決定著語言與行動的政治正確。

但是在Sinvaudjan的場合中，影像中有些人是早期移入（或領養）的「漢族」，一同在部落長大。在50年後的場合中，仍鮮活記憶在部落的空間中，隨著整個社會的脈動，記憶不斷的延續，認同也不再需要爭辯。

主體性這個西方啟蒙之後的字眼，移植到台灣原住民族的課題上時，已然不復有西方在神學與人的社會位置之間的辯論。探討主體的生成並非是固定的語言、血緣，或是「誰決定誰是誰」的靜態模式來決定。整個社會在歷史的開展下，在不同情境脈絡中，所產生的抗拒、接受、移植、認同、懷疑、規訓等，都是現今主體性生成的課題下，不能排除的各種因素。

或許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筆者對於主體性這樣語言的使用，始終無法能夠完全鑲嵌在台灣原住民族的思辨中，然而政治語言的使用，甚至政策與法律文件上的文字，都毫不猶疑的挪移。如果說要用主體性來代表原住民在現代社會中所要依靠的對抗力量，Sinvaudjan的老人們與自己的歷史記憶對話過程，所產生的批判力對於當代的反擊更具反思性。

如果說主體去脫了歷史、記憶與社會的過程，斷然從政治的口水、法律與政策文件的武斷來決定，或許才是現今原住民族面臨到最大的挑戰。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