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建國下的原住民族

文/ 施聖文

元旦的日子，一群泰雅族的朋友在凱達格蘭大道前，控訴土地遭侵占百年的命運。面對台灣政權在這百年間不斷的轉移中，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行動來面對「土地被侵占、資源遭掠奪、環境被破壞、文化邊緣化，過著被支配沒有尊嚴的生活，政府如強權的烈日」的情境？

百年來台灣的政權轉移，是誰要負責現在原住民族的境遇。我常想當代台灣原住民的情境，是否能以「脫離國家治理的範疇」來得到解決？是還我土地，還是增加原住民族的政治權力？這些問題在各種原住民族團體的行動中，除了自治之路外，還有什麼樣的規劃，能夠讓原住民族脫離所謂的沒尊嚴的生活。

我在大學與社區大學教書，教的是族群社會學方面，在一般民眾間，所謂的族群歧視越來越淡然。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無方向、無所不在的權力佈置，在原住民族間展開。無論是政治制度、市場經濟、社會組織等，都相異於原住民的傳統慣習。如果完全的依循著傳統慣習的發展，是否能回覆了尊嚴的生活。

在部落走動，常發現所謂的尊嚴已經以現代生活的身份、職位來取代。考上好的大學、公務人員、學校老師，甚至於有沒有錢等，這些都是現代生活中所生產的位置，也成為衡量人的基本條件。若是這樣，那與一般人有何不同呢？這是原住民族進入現代社會所被奪去的價值觀嗎？

前幾天在「部落客報到」的部落格中看到一篇杜雅蒙的〈聖誕、愛宴與獵槍〉，透過一個故事彰顯了整個社會制度對於部落獵人尊嚴的剝除，某種程度也看到了部落文化的消逝。在現在原住民教育過程中，多少都有將這方面的的文化價值重新的賦予與恢復。然而這裡面也隱含著這些價值有可能在考量未來市場經濟效率下，又在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中給消除了。一種統一價值觀的教育模式，又該如何改善呢？這是否是一個現代性社會的悲哀？目前一些主體性較強的部落，設立自己的學校以及教育組織。然而在當代強勢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又有多少人能抵擋現實的問題？

對於原住民族在政治的對待上，一方面在早期公務人員訓練過程中，本來就沒有原住民相關的文化課程，或是在沒有任何原住民族相關治理的前例政策。因此在規劃政策過程中，所依據的邏輯也是複製了現代國家治理的模式，主要表現都是在爭取資源，無論是建設、福利等等。這也是六0到八0年代之間，台灣對於原住民治理的主要方式。如何在現存原住民族所應有的傳統慣習上規劃出制度，是需要時間的累積與不斷行動、對話與思索，逐步的展開原住民族自己的現代性。

趁著在所謂的百年建國的日子，對於這幾年自己參與以及與觀察進行了一些整理。這些疑惑的產生，並未有任何的價值或是道德上的指稱，而是一個純淨且開放的自我質疑，無非是希望能夠有更前進的具體方案能夠出現。百年的射日行動並非僅是一個控訴，它需要更多的具體論述與實踐來共同完成。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