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行政的角度，無論對於災民的重建、安置、認定損害，以及在生活上的照顧、學童教育、工作就業等面向上，都發現其中受限於各行政部門間權責劃分不清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不但造成受災民眾的困擾，同時對於在地協助的NGO團體也常感氣餒。行政本事為求效率而組織，面臨一般例行事務，以及部門內的專職業務部分，多能發揮行政階層的效能。然而當進行部門間的跨部會溝通、協調時，行政效能的不彰卻屢屢可見。這已經是一個普遍性的狀態，並且飽受民眾抱怨。因此當站在前線的基層行政人員面臨災民各種不同的需求時，僅能就自己的本職學能回應，其他問題只能「回去研擬」、「協助反映至負責單位」、甚至請災民自行前往負責單位洽辦等等方式作答。這樣的情況更突顯在處理原住民事務方面。
翻開「莫拉克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有關涉及原住民地區應依原住民基本法相關規定辦理。看似尊重原住民族的條文，卻因原基法本身的「相關規定」無法因應災變之後各種突發事件的處理，以及行政程序上所涉及的範圍與層級。這也成為各個相關承辦單位原本應「主動施為」，轉而成為「被動辦理」。因此「行政怠忽」之聲一年來不絕於耳。
其次，各級政府雖皆有設跨部門的重建委員會，訂立各種重建特別條例來因應龐大的災害事務。而所謂的「特別條例」正也彰顯了政府對於突發事變的因應，處在「後知後覺」、「治標不治本」的心態。台灣的環境體質本就是高度敏感性。尤其百年來對於山林土地的治理，在不同的政權、社會背景的情況下，孕育出現今極度複雜的制度模式。就災害的角度而言，政府的思維總是被動的因應，主動的在法制上的改革卻總是慢半拍。碰到一次災害，就有一個「特別條例」，而每一個「特別條例」也都有著不同政權的政治布局與目的。因此可想而知，面對未來氣候不斷惡化的情況下，我們將會面臨到更多的「特別條例」的出現。這樣的模式也無法在第一時間，甚至在事前做出因應。
當然，所謂的「事前因應」是需要更大的研究與討論，然而從重建的過程中卻可以看到，另一場對於土地用途劃分的霸權，悄悄然的在各種行政程序而逐漸的完成，這也將原住民族拉離了與未來自治區域內更遠的位置。其實問題並不在「劃定特定區域」，而是政府必須拿出劃定之後，如何能在部落中培養出保育土地的部落人士，並協助就業，穩定家庭經濟來源，而不僅僅只是靠工程、限制，透過將「人」排除於土地之外的思維來運作。否則「祖靈之地不在」的疑慮始終都會在族人之中出現。
地方政府面對原住民區域內各部落的事務處理，原民局、處總是站在第一線上與族人溝通。然而當回到政府機關之中，所面對的仍是一套不符應於原住民生活慣習的行政程序，也只能無奈地從中找出對應的辦法出來。因為他們所面對的不只是災民的困境、在地協助的NGO團體、行政規範下的限制等等，彼此所遵循的是在不同概念下所認知的規定與行政程序。 這部份仍需回應到「原基法」的「相關規定」中，最可悲的是「相關規定」在哪裡？這方面的努力，倘若在法制層面上，仍無法先行於當前政府的政權思維，同樣紊亂的情況將會不斷的重複發生。
最近，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的事件，已讓農民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上，發出來自農村土地憤怒的聲音。就其背後事件的意義，正也凸顯了政府對於土地開發的思維邏輯：「一種短視的經濟利益比較法則」。而這一事件反應的不僅是平地農村的問題，在原住民部落中，大部分皆以務農為主，也承擔了目前台灣糧食自給率僅百分之三十九的部份。此外，現今在山地面臨劇烈氣候的沖蝕下，政策上甚至在民間上，保育山林的思維越來越明顯，而慈濟所提出的「還地於林」的施為，便可感受到這方面的急迫。然而，當經濟與保育的雙重夾擊下，無論選擇哪一方面，部落的族人都將何去何從呢？
目前在論述上多提出「生態觀光」、「文化體驗」、「深度旅遊」等旅遊新觀念，希望透過人為活動較為靜態的方式，來為山地經濟走出另外一條道路。而文化茲於土地，當離開了土地，所謂的文化體驗又從何而出？而矛盾的是如果「觀光」作為原住民部落未來的出路， 相對於所謂的「風景遊樂區」， 在不得大興土木開發的情況下，相信其經費的挹注也極為有限。因為「沒有硬體就沒有預算」的思維，仍存在當今的行政程序以及思維中。
文化的工作並非像是工程興建般的短期便可結算，牽涉到的長期的人地關係的培育，以及在文化基礎的學習、聯想的過程中，如何開創出新的創意產業。當然硬體的建設對於預算消化上，無論在採購、驗收及結算等程序上，都方便於軟體的建設。如果說硬體的「攔沙壩」、「護坡」等可以創造山地就業機會，那同樣投入在部落的營造與文化工作，是否能維持相同的比例呢？因此，因循的行政施為要如何創新思維，無論是專家、學者、行政單位甚至於災民，都必須去誠實面對並反省檢討。
最後，從族群的角度而言， 我想未來類似的情景將會不斷的發生，而歷史的重複將不再以悲劇來看待，而是以鬧劇作為災害開場。
（本文同步刊登於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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