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克之後，政府醒了嗎？（二）

地方政府面對原住民區域內各部落的事務處理，原民局、處總是站在第一線上與族人溝通。然而當回到政府機關之中，所面對的仍是一套不符應於原住民生活慣習的行政程序，只能無奈地從中找出對應的辦法出來。

因為他們所面對的不只是災民的困境、在地協助的NGO團體、行政規範下的限制等等，還有彼此所遵循的是在不同概念下所認知的規定與行政程序。這部分仍需回應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中，最可悲的是「相關規定」在哪裡？這方面的努力，倘若在法制層面上，仍無法先行於當前政府的政權思維，同樣紊亂的情況將會不斷重複發生。

最近，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的事件，已讓農民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上，發出來自農村土地憤怒的聲音。就其背後事件的意義，正也凸顯了政府對於土地開發的思維邏輯：一種短視的經濟利益比較法則。

而這一事件反應的不僅是平地農村的問題，在原住民部落中，大部分皆以務農為主，也承擔了目前台灣糧食自給率僅39％的部分。此外，現今在山地面臨劇烈氣候的沖蝕下，政策上甚至在民間，保育山林的思維越來越明顯，而慈濟所提出的「還地於林」的施為，便可感受到這方面的急迫。然而，當經濟與保育的雙重夾擊下，無論選擇哪一方面，部落的族人都將何去何從呢？

目前在論述上多提出「生態觀光」、「文化體驗」、「深度旅遊」等旅遊新觀念，希望透過人為活動較為靜態的方式，來為山地經濟走出另外一條道路。而文化植根於土地，當離開了土地，所謂的文化體驗又從何而出？

矛盾的是，如果「觀光」作為原住民部落未來的出路，相對於所謂的「風景遊樂區」，在不得大興土木開發的情況下，相信其經費的挹注也極為有限。因為「沒有硬體就沒有預算」的思維，仍存在當今的行政程序以及思維中。

文化的工作並非像是工程興建般的短期便可結算，牽涉到長期的人地關係培育，以及在文化基礎的學習、聯想的過程中，如何開創出新的創意產業。當然硬體的建設對於預算消化上，無論在採購、驗收及結算等程序上，都方便於軟體的建設。

如果說硬體的「攔沙壩」、「護坡」等可以創造山地就業機會，那同樣投入在部落的營造與文化工作，是否能維持相同的比例呢？因此，因循的行政施為要如何創新思維，無論是專家、學者、行政單位甚至於災民，都必須去誠實面對並反省檢討。

（本文同步刊登於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