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真的有遇上國家嗎？反思一下！

文：施肥


部落真的有遇上國家嗎？或許我們反向的思考一下，在台灣的歷史過程中，部落真的有逃離過國家的範疇外嗎？如果部落真的能選擇是否要“遇上”國家，不僅Smangus櫸木事件不會發生，鄒族頭目的蜂蜜事件，甚至所謂的森林法、原基法也無需出現。部落真的能成為相對於國家作為一個主體而發聲嗎？

長期以來，我們始終處在部落—國家這種二元對立的思考上，當部落將國家作為抗議的對象時，某種程度是否也意味著我們總是使用國家那套應付原民事務的舊有思維，掉入現代國家繁文縟節的程序陷阱中，而不自知？所以當發生相關事件時，我們需要不斷的與林務局“協商”，透過原民會“協助”事務的程序問題，找尋專家“討論”法律條文的解釋等等。然而這套遊戲規則的制訂，本來就不是部落認可的法律規範，就算在司法訴訟的過程中，法律對於新條文內陌生的名詞，所採用的“自由心證”，卻是如此荒唐可笑。

在這個事件的訴求上，我們要求林務局的道歉，這裡面我們區分兩個層面來分析：林務局為什麼要道歉？道歉之後又可能發生什麼樣的效應？

姑且來推論一下。首先林務局是原告嗎？如果是警察機關直接偵辦，原告應該是檢察機關。那林務局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是依據法官的判斷來解釋相關法令嗎？如果是這樣，林務局還真的是依法行政，他又何必道歉。另外相關法律的解釋權真的是林務局嗎？還是原住民族的主管機關？然而，一旦落入了現代官僚體制中，可以想見的是部落的發聲權就只能透過行政的權威來呼喊，部落還能奪回發言權嗎？

其次，要求了道歉，卻發現國家進行所謂的道歉，其誠心與垃圾無異，無怪乎只是息事寧人，平息眾怒，進而宣傳造勢，最後在政治場域中輕鬆的獲得選票。一句道歉可以換得在行政的因循苟且、在管理上的故態復萌、在政治上的選戰選票，何樂而不為呢？部落的主體再度隱沒在失焦的媒體下、消失在各個急欲爭相競逐檯面上發言權的人物之後，部落主體又再度沈淪，再度落空。

透過這樣的反向思考，並不是要對部落的行動進行任何的批判，反而是看到Smangus的人以部落主體的思考與精神，獨立抗拒林務局官員的態度，並且不斷的以母語呼嘯著我們的訴求，吶喊著司法不公時所觸發的感動，以及一種自我內在反省的體悟時，突然發現在現代國家官僚結構的限制下，我們是否有其新的運動思考？

有人說召喚原民主委、以及所謂的代表性教師、環境運動團體等等出面協助，出面與國家談判，並以稱呼原住民伙伴時，這種形式是否已掉落到一種主流價值觀的菁英主義中？如果林務局果真因此而道歉，對他們而言，不過是用一個道歉，換來這些人的政治人情。於是部落再度被拋棄到邊緣之外，部落的主體再度邊緣化、再度的弱勢化。什麼時候我們才可能學習以邊緣為中心的模式來進行思考呢？

事情的原委已呈現出掌握權力的國家機器，面臨陌生的文化，所展現出來的一種恐懼，深怕在司法過程中展現出不懂、無知的窘態，畏懼法律條文中新的名詞（森林法第十五條）。既不尊重原初制訂條文的精神，也在程序上故意忽略部落的自主調查能力。

面對惡法，我們看到林務局任意刁難部落，面對惡法，我們看到法律條文的任意曲解，如此，我們回到部落的思考中，不僅正面的迎向司法程序，同時也刺激我們對於法令條文有進一步的思考：部落也可以解釋法條內的專有名詞（例如傳統慣習、傳統領域），雖在司法程序上不被採信，部落也可以利用實際的行動，告訴國家，並在運動層次上進行所謂的行政癱瘓的行動。面對惡法，部落必須以更有創意的方式發聲，部落也必須找尋一個連接點，將這樣的態勢加諸在每一個人身上，所謂的感同身受，造成人們的同理心，而不止於控訴國家的不公不義。

常在思考的一件事，國家的治理本是將所有人民進行一般化的看待，個人在法律之前是處於同樣的性質，其中不僅涉及到管理的效率，同時更扭曲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真義。要知平等的本質來自尊重差異，而不是將每個人看做同樣的”東西”。當人民都成為一樣的東西時，呼喊原住民的主體性，國家有聽有懂嗎？

或許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所謂的主體性究竟在實踐的過程中，產生了什麼樣的轉換？或許在呼喊原住民主體性的時候，我們是否是以同樣的國家思考邏輯來建構了自以為出現的主體？或許主體的能動性並不是單單抗議、陳情書、捐款、道歉等就可以讓國家醒悟過來，或許根本的質疑是我們在國家面前，主體的存在性可能嗎？一堆主體、主體性的呼喊，我們是否曾坐下來想過現代性的主體形構，與當下部落主體的形構，早已產生的質變？（主體性的思考，將另闢專文討論）

一連串的疑問，不僅是對自我的反省，同時也在這個小蝦米遇上大鯨魚的狀況中，回頭省思原住民現在所面臨的狀況。

最後想表達的是對Smangus的敬意，以及對於此一事件的憤慨。然而我無意要將此一事件轉移焦點成為一個社會運動，反而是希望透過自省的方式，去尋求新的契機與新的思考。或許透過許多的問號，可以引發出更多的想法，更多不同的聲音。或許透過對於國家的批判，在結構的限制中，找到可以突破的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