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全民監督原住民族自治法

文/  施聖文


上週政治大學民族系老師官大偉在媒體發表一篇「行政院版原住民族自治法的陷阱」，揭開了所謂的佔據著自然資源共享權利的治理機關，是如何玩弄法律條文，並以政治的巧言令色來遮蔽其權力野心。

原住民自治一直是台灣原住民族的期待，但行政治理的本位主義，卻利用甚至欺騙了這樣的期待，這些本位主義陰魂不散環繞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治理機關。長期以來，台灣的山林治理一直以國家經濟開發為主軸，透過自然資源的剝奪來換取。

舉例來說，水資源的處理，多半限於大規模的水壩建築來思考，而不去思索著城市自來水管漏水率的問題。

台灣的城市現今所享有的生活便利，經濟的開發，其基本生活條件，都是台灣這塊山林所孕育出來。然而可以看見近幾年來山林的治理，因為行政部門間的本位思考，僅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心態。哪裡有土石流了，就蓋攔沙壩、鋪水泥邊坡。並且還以所謂的「生態工法」的「生態」之名，在山林間大興土木。

這些指控並非無的放矢，舉一個筆者親身經驗的例子。2004年受到艾利颱風影響，石門水庫大漢溪上游因土石流，沖刷了大量的樹材到河床，威脅到壩體安全。隔年又到颱風季節，為清理河道，需要將樹材移走。當時主管機關石門水庫管理局，開放大漢溪沿線部落申請撿拾，提供部落美化使用，結果當部落申請撿拾後載運，卻受到林務局的攔阻，並且威脅控告盜取國家林產物。

在各機關本位主義作祟下，以河岸管理的形式規則（河床由石管局管轄、河床之上屬林務局）不同意撿拾，也不協助清運，為求壩體安全，最後石管局雇用人力，在河床燒毀樹材，一些可再利用的木材，也盡毀在熊熊火焰之中。看到這一幕幕場景，因為官僚體制中的本位主義，我們是這樣的對待大自然的資產。

在政院版自治法中的21條中，需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礦業法、土石採取法、水利法、溫泉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國家公園法」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在回頭細數台灣山林的治理機關，看似這些法條保育了台灣的山林，實際上，卻仍可以看在法條之外的「特權」。例如溫泉法是保障溫泉為台灣全民的自然權利，但在台灣的各個溫泉開發區中，有許多透過《都市計畫法》或是「風景特定區」的重劃，將相關權利轉移到私人企業手中。美其名是BOT，動輒一晚6千到1萬的住宿，能夠享用的對象，也可想而知。在拚觀光的同時，我們可曾思考過，台灣的山林，在沒有土地情感的現代國家治理下，又是如何以觀光之名剝取自然資源，來換取經濟利益。

再看水利法的執行，一條河分成不同的區段來治理，上游有上游的治理機關，下游有下游的管理單位，基本上是依據「人的需求」，來決定如何「管理」河川。這種法條思維受到近代工業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以人為中心的思維，來決定了「河川」的命運。這樣的思維在一些前進的國家中，也因為全球環境的變遷而逐漸的揚棄。

而台灣這些治理機關還在固守的這些過時的法律思維，繼續的玩起「本位主義」，在各個法條掌理的領域中，當起「山大王」，成為國家特許下的「既得利益」者。

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法》，便是透過「原住民族自治政府」，提出原住民族相關傳統知識中的山林治理模式，有效的監督、並且共同治理這些治理機關在台灣山林間的各種措施。不應該還在玩弄法條，硬將《原住民基本法》的法律位置，置於所謂的「國家重要利益考量」這種模糊不清的政治語言，並且玩弄《自治法》來規避《原住民基本法》的法律位階。

如果說台灣這幾年來在土地治理從各種發生的事件來看，似乎很難自圓其說「成效卓著」。或許我們太相信所謂的「大有為政府」的「人定勝天」思考。

若能從原住民族長期在山林相處的經驗與傳統知識中，也能制訂一套相關的規則，來與台灣所有民眾共同來守護這片山林，透過在地民眾的參與，更能即時且深刻的照護土地，這並不是對抗國家的思維，而是站在永續的角度，以整體的角度來參與。若國家現在的領導人，仍還困守所謂的「依法行政」，而不去思維台灣的未來，那我們僅需要「法官」，而無需總統。

我們需要全民來監督《原住民族自治法》，我們也需要更努力用功的對待《自治法》中各項條文的霸權心態，以及面對其他法律條文時《自治法》的位置。它絕對不是原住民族自己的事，而是整個台灣生命命脈的延續，再一次的重新學習對待自然的態度，讓我們更謙卑、更尊重與自然相處已千年的原住民族吧！

(本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